论迁都西安的必要性(2/17)

中，他重提自己当年的首都说，并通过“文化地理”这一概念，从中西文明比较的视野来看待首都问题所反映的立国形态与中国历史大势的内在关联。

    简而言之，自1940年至1960年间钱穆的首都论说着眼于新的历史时期和世界格局，以立国百年大计的眼光审视现代中国的立国形态和未来前景。

    这些文化地理学论述集中体现了钱穆对战后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和中国文明未来的深思熟虑。在首都位置的选择上，他的观点十分明确：新中国的首都问题，“西北重于东北，中心重于偏隅，大陆重于海疆”，所以应当定都西安，以北平为陪都。

    首都论主要可以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立国规模与精神以及海陆文明的道路选择这三个递进的层次加以阐述。

    ▍中国的“心脏地带”：定都西安与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

    1943年的中国处在一个风云突变的大时代之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鏖战正酣，英、法等西欧国家主导下的全球体系正在崩解，同时新的世界秩序依稀可见；另一方面，在国内的抗日战争中，近半国土惨遭蹂躏，民众流离失所，而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和《开罗宣言》的发布，中国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得以眺望战争胜利的曙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钱穆方能于山河破碎之际，运思战后的世界秩序和新中国的政治重建。

    从世界学术思潮的视角来看，这一时期也是政治地理学蓬勃发展，继而走向巅峰的黄金时代。就在钱穆发表《论首都》的几个月后，哈尔福德· 麦金德（Halford Makinder）于美国《外交》杂志上刊载《环形世界与赢得和平》一文，深刻分析了战后的地缘政治局势。

    大致在这一时期，卡尔·施密特的《大地的法》，詹姆斯· 菲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等多部论著相继出版发行，一系列政治地理著作不断涌现，呈现百家争鸣的盛况。无论是钱穆还是当时参与建都讨论的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在这样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建都问题逐渐演变为未来中国是走向陆权还是海权的道路之争。

    无论是对钱穆还是同时期的其他论者来说，首都问题不单单是一城一地的选址问题，它一方面事关中央